“如何调薪，CPI确实是应该考虑的因素。”邱小平说，有些企业多年不涨工资，有些地区虽然规定了最低工资，但是调节职工工资分配，最终还要靠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《工资条例》可望将这些问题纳入法制轨道，届时，很多企业可能因为这些制度的宏观调控，会“被迫”给员工加工资了，但是，具体到不同的企业，工资涨不涨、如何涨，还得因地制宜。在调研中邱小平发现，有些民营企业并没有把CPI作为调薪的参照因素，即使在CPI高涨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想到过加薪问题。这一现象让专家深思，因为在过去几年，CPI增长虽然没有这么明显，甚至在2002年CPI为-0.8%时，不少企业却依然为员工上调薪资。

　　多年一贯的工资制度，使得中国的员工工资收入普遍偏低，有资料显示，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大约为人均GDP的1.7倍，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.7倍，也不如印度的2.4倍。

　　针对相对较低的工资支付点，文跃然预计，中国的总体工资水平在未来12年里有较大的增长空间。一是GDP的继续增长，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的增长。根据他的测算，如果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0%左右，增加到欧洲的55%水平，到2020年，我们的工资总额还能提高3-4倍。这期间，只要人口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，人均工资就一定会增加。

　　职工议薪能力待提高

　　社会性低薪的结果是法不责众，既然哪里的东家都一个样，劳动者在薪资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加微弱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邱小平等参与草案起草的专家认为，即将出台的《工资条例》为职工确立薪资议价的通道比单纯地要求涨工资更重要。“实际起草过程中，我们注意到，既要赋予职工在薪资面前的说话路径，还要考虑职工的说话能力。”

　　在这个条例之前，《劳动法》、《地方最低工资标准》等法律法规都对工资的良性增长有些许规范，但最终都没有形成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。“关键是职工在这一问题上的缺失。”孙群义结合刚刚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说，按照新条例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从原来的33%下降了十来个百分点，这一方面拓宽了企业的赢利空间，另一方面为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也预留了空间。然而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前的各种异动来看，劳动者工资不会因此形成增长机制，“所以，良性工资增长机制的关键也离不开政府”。

　　专家的顾虑有自己的理由，因为在此以前，广东、江苏、山东、上海、天津、昆明、包头等十多个地区，先后出台了地方性的《工资条例》，但是，在实施中，被保护的劳动者对工资仍然缺乏话语权和抗辩权，专家由此认为，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良性工资增长机制恐怕还得搁浅。

对地方立法的经验教训，邱小平表示“已经注意到了”，他坦言，这次由国家多部委联合起草的《工资条例》，会借鉴某些地区的先进做法，但不会以某个地方版作为蓝本。而对外界所传的《工资条例》的出台时间，邱小平不置可否，但他解释说，原先《劳动合同法》本来是三审通过，结果四审才完成，所以，同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一部法律，在超高的社会敏感和广泛的社会参与中，其出台时间“不好预测”。